5月23日，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报告》显示，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收入达到约9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一成绩是在政府面临高通胀、财政压力和能源危机多重挑战的大背景下取得的。
世界银行跟踪监测碳市场发展已有二十年之久，每年发布的《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报告》也已进入第十个年头。
十年前首次发布报告时，全球只有7%的排放量被征收碳税或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如今，正如2023年报告所指出，目前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23%）为73种机制所覆盖。
碳定价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工具，通过价格机制将温室气体(GHG)）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成本与排放行为联系起来，通常表现为对单位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定价，通过对碳排放收费或提供减少排放的激励措施来遏制温室气体排放。
碳定价机制可分为显性碳定价机制和隐性碳定价机制两类，显性碳定价机制直接针对碳排放量定价：
包括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碳税、碳信用机制、基于结果的气候融资(Results Based Climate Finance,简称RBCF)、内部碳价格等多种形式。
其中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税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代表了国际碳定价机制的主流。
隐性碳定价机制则包含了更广义的影响碳排放成本的政策安排，例如燃油税、能效标准等。
碳定价机制被广泛认为是最具成本效益和最具潜力的低碳减排政策工具，时下，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已经根据缴税、ETS或额度买卖(cap-and-trade)管理体系来协助完成他的气侯总体目标，碳定价收入也在逐年增长。
2021年，全球碳定价收入约为844亿美元，比2020年增加311亿美元，增幅达58.5%。到2022年，全球碳定价收入接近千亿美元，比2021年增加了100多亿美元。
世界银行气候变化全球主管詹妮弗萨拉表示，要真正推动碳定价收入规模的变化，需要在覆盖范围和价格方面看到巨大进步。实际上，全球碳定价也确实越来越“贵”了。
2021年的《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报告》显示，2021年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为49.78美元/t二氧化碳当量，较2020年涨幅169%。而到了2022年，这个价格已经突破了80美元/t二氧化碳当量。其他发达国家碳定价机制的价格近年来也在逐年增长。
2017年，碳价格高级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到2030年，碳价格需要保持在每吨50-100美元的范围内，才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是《巴黎协定》商定的价格范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根据通货膨胀调整，这些价格现在需要在61-122美元的范围内。
可以看出，随着碳定价工具数量的增长，不同形式的碳交易也在逐步增加，进一步满足各种碳交易需求。很明显，在需求大量增长的情况下，碳交易定价机制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不过，全球碳定价收入分布不平衡，数量分布不一致的历史性问题仍然存在，高收入国家仍然占主导地位。
2021年，发展中国家碳定价机制21项，另外还有2项转型国家碳定价机制，合计占全球的33.8%，但发展中国家碳定价收入仅13亿美元，转型国家0.4亿美元，合计仅占全球碳定价收入的1.6%。发达国家碳定价机制45项，合计占全球的66.2%，收入达到830.6亿美元，占比为98.4%。
收入的巨大差异集中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定价机制发展水平上的重大落差。
2022年，发达国家在碳定价机制方面仍然走在前列。奥地利和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和墨西哥的国家以下各级管辖区采用了新机制。澳大利亚计划于2023年7月起通过基于强度的碳排放交易体系重启碳定价，智利、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土耳其等国都在继续努力实施直接碳定价。
当前发展中国家碳定价机制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起步晚覆盖国家少，价格和收入水平低，2021年平均价格仅为5.3美元/t二氧化碳当量。
未来国际碳减排政策约束的强化，以及发达国家推动出台碳边界调节机制产生的倒逼效应，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碳减排机制加速发展。但总体看，发展中国家碳定价机制在价格和收入水平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正如报告所说，碳定价机制是增加财政收入、引导国际资金流动和推动创新的重要工具。作为更广泛的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些政策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双碳目标下，我国要想提高全球碳定价话语权，就需要加快构建碳核算系统，深化碳定价机制，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强国际合作。
